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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威廉斯教授獲頒 《甘地、金恩、池田和平獎》 感言 三

在印尼渡過美好的一年回美國後,我徹底放鬆,充飽了電,準備朝新的目標邁進。我決定下一個目標是建立全球最先進的研究中心,推動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者研究。要是當時我知道這個計畫會變得這麼複雜,帶來這麼大的壓力,我可能會因害怕而打退堂鼓。

首先我在南加大建立一個堅強的團隊,稍早前我曾是男同性戀學生會的教職員顧問,現在已經成為南加大同性戀職員協會的領導之一。南加大已有許多改變,我很高興在校園改革運動中,自己不再孤軍奮戰,許多人都有重要的貢獻,校長請我擔任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研究部門的主席,一切真的都上了軌道。

接下來,我開始說服南加大的重要行政長官,讓他們了解我的目標有多重要。這一點,我必須承認自己很幸運,因為南加大在思想前衛的校務長Dr. Lloyd Armstrong與校長Dr. Steven Sample帶領下,和三位非常支持我們的南加大圖書館的館長,長官們有效地疏導那些排擠我們的異議者。我查遍了學校附近所有校方的建物資產,找到一棟不錯的場地,行政單位也同意配合用做研究中心。

在得到校方同意之後,我必須和兩個對立的單位接洽。壹學院﹝ONE Institute﹞,是西半球歷史最悠久的同性戀研究與教育單位,於1952創立於洛杉磯;另一個單位是國立同性戀資料館。當時敵對的兩方使執行計畫的複雜度不亞於中東和平會談,在促成兩方多次協商後,兩方總算答應合併。1994年他們和南加大簽下和議,於是,國立壹學院同性戀資料館誕生了。兩館合併後,收藏目前全球最大規模的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研究相關資料。

1994年壹學院成立時,我的願景是希望能提供比圖書館更多服務。當然,擁有大量圖書收藏,是成為優秀研究中心的必要基礎,但除此之外,一個優秀的研究單位,應該要有計畫地贊助與支援相關研究,並儘可能減輕館內研究人員的工作負擔。1994年我說服了男同性戀運動的先驅Dr. Hal Call,以他為名設置獎學金,開始朝這方面努力。為數眾多的書籍與學術作品,因而獲得出版機會。許多南加大校內與外校人士在此撰寫論文,眾多新聞報導、法律宣言與紀錄片拍攝,也是利用研究中心資源的結果。現在我希望能獲得更大規模的贊助,開啟類似研究的新層面。

推動出版品是研究中心的第三個重心,我個人認為這類作品在網路上潛力最大,所以我從1997年起發行網路期刊 - 國際同性戀評論,這個期刊目前已累積上千篇評論與相關書籍內容摘要。

壹資料館的一大效用是,提供與社會大眾分享研究成果的場地,透過紀錄片試映、公開演講與座談會等方式,我們的觸角得以對外伸展。此外,再加上幾位充滿奉獻精神的義工,和一位好朋友核發的建設許可,我在資料館頂樓設計加蓋了一座博物館,展出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者社群的歷史與創意。

最近十年,我領教到司法系統的牛步慢行,跟學院行政單位與營建計畫的進度不相上下。我對大學內各不同部門的實際運作方式的了解,比我原本想知道的還多。雖然歷經許多令人沮喪的延誤與憤怒的爭執,但在南加大校方和許多個人慷慨解囊贊助的經費,與多位員工的努力下,國立壹學院同性戀資料館重新裝潢開幕了。這個佔地一萬四千平方英尺的兩層樓空間,目前收藏了全球最豐富的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研究資料。

這個美麗的架構,目前正運作中,並有固定開放時間。我非常驕傲地看著這麼多義工在壹資料館工作,其中很多是我以前的學生。這是個充滿活力的地方,也是全世界共有的資產。我認為這是我這輩子最大的貢獻之一,我也確信其他為此地貢獻心血與靈魂的人們,有同樣的感覺。

過去十年,來自全世界的研究人員,在這獨一無二的資料館進行研究。研究成果不僅對提升知識有所貢獻,更為提升美國境內與境外的人權效力良多。以這兩個國外的例子來說,來自俄羅斯科學院的Igor Kon教授,在這裡花了一年的時間研究,寫了俄國出版的第一本以同性戀為主題的書。Dr. Garay Garabaidy,一位來自亞塞拜然的Fulbright學者,來到南加大和我共事,我介紹他到壹學院。經過幾個月的研究後,這位教授回到家鄉後說服了當地政府廢除雞姦法,今天亞塞拜然是全球少數幾個沒有歧視同性戀法律的回教國家。

再忙著辦這些事的同時,我希望將自己對人權運動的了解,對種族關係的研究,與美洲印地安人權運動,和男同性戀運動結合,充實我的教學內容。1992年Rodney King在洛杉磯掀起的暴動,使我興起發展一門名為《克服偏見》﹝Overcoming Prejudice﹞的新課程。與其只是抱怨偏見多討厭,或企圖證明偏見的存在,這門課的前提是偏見的確存在,並且是嚴重的社會問題。(開學的第一堂課)我建議沒有這種共識的學生退選,改修種族關係或性別研究入門課程。克服偏見課程的全部焦點,放在分析消弭偏見最有效的策略與技巧,這門課著重在消弭偏見,包括基於年齡、人種、民族、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肢體殘障、移民身分、宗教信仰…等各種偏見。

隨著我的名聲漸響,我參與的工作也產生許多意外的影響。中國的人權運動者聯繫我,告訴我關於萬延海﹝Wan Yan Hai﹞博士的事。他是中國的頭號同志運動份子,即將被中國政府逮捕,他們問我能否幫助他離開中國。此事讓我對南加大十分驕傲,因為南加大的女性研究中心﹝The USC Center for Feminist﹞立刻同意我提的申請書,邀請萬博士成為訪問學者赴美一年。同時讓我欣悅的是我擔任理事的南加大人權資源研究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Resources﹞立即同意我為萬博士申請的獎學金,提供他在美一年的生活津貼。

在龐大的官僚體系運作下,有時單位之間彼此聲息不通,幸好在學術申請與研究單位的獎助加持下,中國移民局事不遲疑地核發簽證。中國人權組織當時很擔心萬博士隨時可能被逮捕,所以在拿到簽證前,他們不停地帶他在中國境內輾轉遷移,在大家齊心協力下,萬博士在警方行動前離開了中國。當他終於平安抵達洛杉磯後,我才鬆了一口氣。

1997年萬博士一來,我就送他一本我的新書《克服異性戀優越感與恐懼同性戀情結》,請他參考是否我從理論延伸,用來消弭偏見的方法,或能對改善中國人權有所幫助。萬博士在我的指導下工作一年,我們找出對策。事實上,中國的一個大問題是,中國精神病協會仍然將同性戀定義為心理疾病。他說在這種定義下爭取人權是很困難的,幾位人權運動份子曾試圖說服中國精神病協會改變政策,卻徒勞無功。

無巧不成書,適逢一位中國精神病協會成員來到洛杉磯,萬博士說服他來壹學院資料館和我碰面,這位精神病學家來了。在萬的翻譯協助下,我們交談許久,我毫無保留地將25年來的研究心得,灌注在這次不到兩個小時的對談中,他提出幾個切要問題,萬也對結果感到滿意。

萬延海在南加大時,組成了中國性向少數民族研究社,我擔任顧問,貢獻我過去組織同性戀歷史委員會,與美國人類學會同性戀研究社的經驗。我們一起規劃了研討會,及1998年在南加大舉辦了中國性向少數民族研究社的第一屆會議,人們從世界各地遠道而來,共同見證歷史。

當他的簽證即將到期,我為他重返中國感到十分焦慮。他要我別擔心,因為中國警方的注意力期限不長,經過一年後他們可能早就忘了他這號人物。此外,他說他承諾要回到故鄉中國,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我不安地與他告別,不知道自己能否再見到他。

他一回中國就立刻開始工作,儘可能約見所有中國精神病協會成員,我再度為他申請人權資源研究院的獎學金,所以他能全神貫注地完成重要的工作,因為他個人的醫科學位具有足夠的說服力,他和其他中國人權運動者的努力總算開花結果,2001年中國精神病協會投票,不再將同性戀視為心理疾病。

這項政策改變上了全球新聞的頭條,因為中國精神病協會向來受控於政府,他們的決定代表中國官方不再將同性戀者視為罪犯,他們的辛苦努力使百萬人的生活受惠,我十分榮耀自己有幸參與一小部分。

因為此事,2001年十一月,北京大學邀請我就同性戀歷史發表演說。北京大學是中國政府最重視的學術機構,也是未來大多數中國領袖的搖籃。有人告訴我,這是第一次外國學者受邀就此題材發表演說。我一到那裡,超過兩百名學生把講堂塞滿。我的演說為時一個半小時,精力旺盛的聽眾的問答長達兩小時,是我所遇過最踴躍的回應。

隨即我又獲邀到上海醫學大學演講,在上海與北京時,我同時也與兩地男同性戀人權份子碰面,我再次將畢生所學精華濃縮於兩小時,提供他們各種有效消弭偏見的概念。

雖然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者的人權戰爭很難在中國獲勝,但卻有顯著地進展,我們可透過以下這個指標發現,今天中國有超過五百個同性戀網站正在生機勃勃的發展,命運不但被改變,更獲得救贖。一年後同樣的過程在南韓上演,我受邀在南韓性別弱勢人權中心的開幕典禮上致詞,也在南韓的頂尖學府國立首爾大學演說。

這些事進行的同時,我繼續新書的寫作。2003年我的第九本書,《美國同性戀人權歷史》﹝Gay and Lesbian Righ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ocumentary History﹞,由Greenwood Press出版。我希望發表這段大部分人一無所知的同性戀人權運動者奮鬥史,尤其著重於1950年由洛杉磯本地發起的運動,遠早於1969的石牆Stonewall暴動。

這本書源自於我在南加大的一門課程,《性別引發的社會問題》﹝Social Issues in Gender﹞,我發現自己的教學研究與人權運動再度結合。就提升性別弱勢者的人權而言,我認為學術工作和其他我參與的政策工作同等重要。

最近幾年來,我以專家證人的身分,替許多為在家鄉遭受迫害而申請政治庇護,成為美國居民的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者效力。我可以驕傲地說,每個我出庭或出函作證的案件,都獲得美國各地移民法庭宣判庇護許可。拿幾週前的一個例子來說,我為一位來自香港的變性人申請庇護案件,擔任首位傳喚證人,在我宣達證詞後,法官當庭取消隨後待傳的證人陳供,立即宣判庇護許可。每次這類案件獲得勝訴,都為日後類似的審判提供有效的判例。

我很高興見到我個人研究,對人們的生活產生這麼戲劇化的影響。但現在當人們對我說,我的所作所為,或我的言談與著作很勇敢,我只會搖搖頭說,不,這不算勇敢。或許我在1960年代從事民權運動時,稱得上有點勇敢,但我必須強調的觀點是,和甘地先後對抗大英帝國與宗教狂熱主義相比,和金恩博士先後對抗種族隔離制度與戰爭機器相比,我的遭遇簡直微不足道,而且他倆都為了自己的理念付出生命。

池田大作還在世,但他也曾是刺殺的目標。看來幾乎是想做大事,就難免會遭遇非議,甚至死亡威脅。我對池田大作備受肯定的日本政壇與其各宗教組織,所知與關切甚少。但我的確關切池田大作的卓越理念,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讀他的著作,他對人權的奉獻確實歷久不衰,屹立不搖,也對我的人生有重要影響。我清楚記得,早在1970年代同性戀人權尚未發達時,他便強調同性戀平權的理念。他總是引用偉大同性戀詩人華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詩句,以強調對他產生的影響。讓我引用池田大作《化信仰為行動》﹝Faith into Action﹞書中的句子:

“每個人都有綻放的權利,展現自己身為人類的潛能,完成個人在世的使命。你有這個權力,別人一樣也有這個權力。輕忽與違背人們的人權,等於摧殘事物的自然法則。我們務必將宣揚人權與尊重他人放在第一位。”

“佛教徹底地鞏固生命的聖潔與人類精神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務必做好準備,保護那些權力被侵害,或遭受暴政脅迫的人。”

“人類權力是最基本且最重要的,若無法保障基本人權,就不可能有和平與人類福祉…除非我們的社會能夠不將人類視為達到目標的手段,而將人類視為目標本身,否則我們的社會將永遠充滿歧視、悲慘與不平等。”

“我們一定要為自己的信仰挺身行動,若不大聲疾呼捍衛人權,人權就無法獲勝。不要光說將來有一天你會去做,現在就做。不要光說將來會有人去做,你就是那個去做的人。現在時機到了,年輕人應該對自己全權負責,勇敢地為全人類的勝利鋪路。”

哇!要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領袖都能這麼想,我們能創造一個多美好的世界。想像教宗、回教領袖、或電視上基本教義派的傳教者,說出這樣的話,或許我們的確有機會,創造那個耶穌曾說“最重要就是彼此相愛”的世界。

然而我們眼前的世界並非如此,那些為了改善這世界盡力最多的人遭到最多反對。曾經有個老笑話問到,如何能分辨誰才是運動先驅?答案是,找那些背上插著最多把刀的人。當我們覺得必須做的事,因為不符合主流價值標準而不被社會認同時,難免會沉溺於傷痛中,儘管我們都有這樣的傾向,但更應將焦點擺在牽引自己脫離主流群眾的強烈感召。

有人問我如何應付遭受反對的壓力,在我飽受壓力時,閱讀池田大作的著作使我獲益良多。向來宣揚和平,反戰立場堅定的池田大作,為我們提供了對付反對者的好榜樣。我曾在書上見識到甘地在世所遭受的眾多非議,當我十幾歲時親耳聽過詆毀金恩博士的惡言,但池田大作將對他的批評稱作挑戰,既非反對,也非阻撓,不過只是個等待被克服的“挑戰”。在過程中,挑戰提供了我們獲得經驗藉以成長的機會。這真是強而有力的轉化方式,讓我們把負面攻擊當成正面教育,用佛教詞彙來說,就是將毒物化為解藥。

在此引用幾句池田大做的句子:“遭受外界愈多反對,個人內在被激化的決心與應戰能力愈強---這就是靈魂…勇敢地接受艱鉅挑戰,不要迴避將會遭遇到的困難與問題。”

“你一定要有勇氣抨擊不公平之事,要有勇氣拒絕錯誤行為,那些只顧自己,害怕激起漣漪的年輕人,他們的靈魂已經衰老腐化。”

“與其活完這輩子卻留下大片空白,活出充滿激昂奮鬥與各式美妙經驗的回憶,別被歷史拋在後面,只是一天天變老等死,是種很悲哀的活法。”

池田博士的佛教哲學不斷地啟發我,與其責難,我更應該盡力相助,使這個世界更美好。以前年輕時,我的重心是抗議不公;現在,我的重心是增進人類福祉。儘管人間許多不公不義尚未獲得解決,人類福祉卻可因消弭世上的不公不義而增加。在池田博士影響下,現在我把重心朝向正面,試圖消減生命中較低落的格局,例如忌妒、憤怒、愚蠢;增加生命中較高級的格局,鼓勵學習、創造、慈悲心。池田博士說,唯有經歷此一過程,人生才能達到圓滿境界。

所以,在我接受這個獎的同時,希望你了解為何甘地、金恩博士和池田博士,對我如此重要。甘地在我出生前幾個月被刺殺,我有幸與金恩和池田碰面,這三位思想家對我的人生有重要的影響,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自己站以此獎項為名的三位巨人肩膀上,希望能以我此生完成他們的理想。

 

作者 Author
華特威廉斯 Walter L. Williams

 

譯者 Translator
吳音凝 Winnie 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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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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