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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特威廉斯教授獲頒 《甘地、金恩、池田和平獎》 感言 二

我25歲那年完成博士學位,接下來的幾年內出版了美國黑人歷史與美洲印地安人歷史著作,以新興學者的姿態在這個領域開始建立名聲,我想這大概就是我下半輩子的生涯了,於是把社會運動留在過去,將學術界視為我貢獻效力的領域。

然而,人生際遇就在我忙著安排計畫時,自逕開展。

當時同性戀者解放運動在美國剛萌芽,我以自己完全沒料想到的方式參與。早在1969年,從報上看到同性戀者在紐約市對抗警察鎮壓的石牆暴動事件Stonewall Riot時,我暗自高興地說”幹得好”(right on 曾是六十年代流行語),但我無法加入為同性戀者爭取權力的抗議行列。

畢竟,我要考慮自己的生涯。當我在辛辛那提大學任教的第二年,我對兩位教授透露自己的性向。他們認為,身為教授和作家,我的生涯正隨著美國黑人與印地安人方面的學術出版逐漸打響名號,我不該冒險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同性戀,這樣別人會對我的表現打折扣。如果我公開自己同性戀的身份,就沒有人會認真看待我的工作表現。我聽了他們的勸告,決定隱藏自己的同性戀身分。

沒想到我的生活居然被Anita Bryant改變了。她曾在1977-78年發起”拯救我們的孩子”活動,企圖開除所有的同性戀教師。這件事深深地打擊到我個人,我本身就是同性戀教師,難道我該坐視不管,任這種盲目與偏見壯大?難道我該怯懦地躲在衣櫃裡,等他們來找我?我不得不嚴肅地自省自問,如果我願意為其他族群挺身而出,站到最前線,為何我不能為和我一樣的人們發聲,爭取平等的權利?

一旦我做了決定,就別無選擇地再度回到社運生活。我加入當時剛成形的辛辛那提男同性戀聯盟,成立南俄亥俄州第一個男同性戀報紙,並擔任編輯。因為我是聯盟中唯一有社運經驗的人。在我知道前,我已經當選為聯盟主席。沒多久之後,我就以男同性戀教師的身分,公開在辛辛那提電視上接受訪問。因為我們小小的聯盟裡,沒人有寫作經驗,我將自己的寫作能力,化成為數眾多的信件,寄到普遍恐懼同性戀的新新那提報社,挑戰他們的觀點。為了消減打政治口水戰的壓力,我自己花錢在公園跟市政府租場地,辦了一個游泳派對。結果讓幾個充滿偏見的鄰居,發現我們這群男同性戀者,穿著貼身泳褲在這裡聚會,一群流氓於出現了,開始朝我們丟石頭、瓶罐和雞蛋。直到今天我還不明白,我們怎能夠不受重傷,全身而退地離開那裡?我們叫了警察,警察到了之後,知道我們是群男同性戀,不但不保護我們,還立刻開車走人,任我們被流氓修理。

與其息事寧人,我們通知了新聞媒體。第二天我們到辛辛那提市議會陳情,希望警察能一視同仁地保護我們。令人懊惱的是一群反對同性戀者也來了,但他們太惹人厭,反而讓幾位議會成員認同我們。市議會決定順從我們的要求,將兩位警員革職,這就是引爆南俄亥俄州同性戀運動的導火線,但其實我辦這個游泳派對,只不過因為我想看其他人穿貼身泳褲的可愛身影罷了。不管有多少人警告我別再冒險,我持續呼籲同性戀平權。

他們的警告不是空穴來風,我遭遇的暴力恐嚇次數和以前住南方時相比,顯著增多。有人朝我的車窗丟磚頭,上面寫『同性戀去死』。不只一次,憤怒的恐懼同性戀者,企圖闖入我家,我躲在家裡不敢出門,子彈射穿我的窗戶玻璃。有一次我請求警察保護,警察卻口出汙辱同性戀者的惡言,威脅要把我關進監牢,我只好再去市議會抗議,一名警察因此接受懲處。

當時辛辛那提市長不是別人,就是知名脫口秀主持人傑瑞史賓格﹝Jerry Springer﹞,就是他在那個保守的城市創下先例,公開發表支持男同性戀宣言,後來卻遭到猛烈抨擊,最後決定離開辛辛那提,轉行做更高貴的事。

我開始想,如果連傑瑞史賓格在辛辛那提待都不下去,或許我也應該搬家。經過無數次死亡威脅後,我在1981年來到洛杉磯大學任職,教授美洲印地安人研究。雖然辛辛那提大學在校長Warren Bennis的帶領下待我不錯,但我非常高興能離開恐懼同性戀的俄亥俄州。加州的雞姦法在1976年已經改了,當我搬到加州後,這輩子第一次,我不被居住地州政府定義為罪犯。

住在男同性戀眾多的杉磯讓我如釋重負,畢竟這裡是1950年男同性戀運動的最初發源地,我很高興能夠坐在集會後排,恭敬地鼓掌,接受別人帶領,所以我決定將焦點轉移到學術上。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在美國歷史協會下共同創立了同性戀歷史委員會,隨即我也獲選為美國人類學會同性戀研究成員。

但再度扭轉我生命的是1982-83年,我獲得每教七年休一年的公假,跑到印地安保留區去住。從Omaha保留區開始,我從Pine Ridge Sioux跑到Maya Yucatan,從阿拉斯加的Aleuts到亞利桑那的Navajos,我驚訝無比地認識許多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對所謂雌雄同體的雙性人或變性人十分尊敬。這些雙性人被視為結合男女兩性靈魂產生的獨特個體,許多原住民語言稱之為雙靈者。與其被貶低為變態異端,這些雙靈者因為具有倍於常人的靈魂力量而受景仰。在過去他們通常成為靈力強大的宗教領袖,他們的同性婚姻也一向被允許,獲得認同,就和平常的異性婚姻一樣。所有宣稱婚姻向來是男女之事的人,只暴露了自己的無知,因為世界上眾多文化傳統的確接受同性婚姻。

當我在美國族群歷史協會中報告美洲印地安文化對雙靈者的接納態度時,知名學者警告我,說我之前的學術出版建立了響亮名聲,不該冒險危及自己的事業,繼續為同性戀發聲。

你知道嗎?到那時候,我已經觀察出一個規律,這些話我以前全聽過,人家愈警告我不要做的事,事後回想起來,卻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正面也最重要的事。從和黑人一起到餐廳入坐吃飯,犯了種族隔離法開始,到金錢資助美國印地安人權運動,佔領Wounded Knee犯的入侵罪,到和我男朋友做愛的親密喜悅,犯了雞姦法。現在回頭看這些非法行為,都是我這輩子做過最重要的事。

1900年知名同性戀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因違背英格蘭雞姦法坐牢兩年而憔悴的他,在獲釋前被問到,是否為所做的事感到後悔?他回答,唯一令他後悔的是自己沒去做的事。我也有同感,我非常高興自己選擇採取行動,打破不公平的法律,仗義直言,我只後悔沒有做得更多。

1983年我在美國歷史學者組織的年會上報告,主題為基督教和美國政府聯手壓迫美洲原住民雙靈人的歷史。那年會議正巧在辛辛那提舉辦,果然是辛辛那提一貫的風格,就在我上台前,主辦單位將我拉到一旁,說他們接到匿名恐嚇電話,說如果我上台報告就要射殺我。主辦單位不敢相信地告訴我,他們從來沒有接到對歷史學者死亡恐嚇的經驗,還問我是否願意打消上台的念頭。我已經熬夜寫了講稿,所以告訴主辦單位我不為所懼,還說我很確定恐嚇者一定不會是其他與會者,而是辛辛那提當地認出我名字的地恐懼同性戀份子。

我預定演講的會議廳已經坐滿了,只剩下站的空間,幾位美國最重要的歷史學家也到場,我不想失去這個可以影響這麼多人的機會,再說我都已經興奮地準備好要上台了。為了保護我主辦單位請了幾位武裝警察,部署在房內四周。在上台前演講前,我的目光緊盯著那些警察,以我對辛辛那提警察的了解,真有點怕會不會開槍的不是別人,就是他們。但什麼也沒發生,我的講說大受歡迎。

我為1986的研究讓寫了一本書,書名是《靈與肉:美洲印地安文化中的多樣性別》﹝The Spirit and the Flesh: Sexual Diversity in American Indian Culture﹞,這是我寫過最具爭議性的題材。事實上,甚至遭到部分學校教職員猛烈抨擊,說此書完全不具學術客觀性,他們不希望南加州大學和這種性事研究有牽連。因為這已是我的第四本書,我沒有一般教授需要定期發表著作的壓力,但這本書的出版卻可能使我丟了飯碗。

我一點也不訝異會造成爭議,因為我記得非常清楚,坐在電腦前我問自己,寫這本書是為了獲得校方認同以延續教職?還是寫給最需要這些資訊的人看?我含著眼淚,因為我知道這樣等於宣告離職,我決定為需要看這本書的人而寫,除了所有的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變性者之外,我特別為了那些美洲原住民的雙靈者而寫。

校方教職員委員會大為刪改內容,並完全不顧我之前寫的其他三本書,拒絕繼續任用我。系主任寄了一封信給我,說這是我在南加大任教的最後一學期。接下來的幾個月,風聲傳開了,校方接到學生和全國各地的學者寄的大量抗議信函,書出版後,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

首先,《靈與肉》得到美國人類學協會的傑出學者獎,然後又獲選美國圖書館優良書籍。不久之後,又得到最佳世界性學大會頒發全球最佳性學圖書出版品,及兩千美元獎金,我甚至還得到免費歐洲之旅,到德國海德堡大學去領獎。我用獎金請母親同行,因為她一直很想去歐洲看看,那一趟我們玩得很過癮。

南加大有幸能有一些真正思想前衛的領導,在洛杉磯時報週日書評區首頁給這本書耀眼的評價後,包括正副校長在內的高層介入﹝Dean William Spitzer, Vice Provost Judith Stiehm, and Provost Neil Pings﹞,收回之前系主任作的決定,並命令續聘我為終身職教授。

《靈與肉》在1986年出版後,比我其他著作獲得更多關注,我很感謝學術期刊與各大報紙給予的正面評價,但我十分驚喜地收到藝術家們送的美麗藝術品與雕塑,還出版的詩作獻給我。洛杉磯男同性戀合唱團甚至受邀演出,根據這本書製作一場歌劇,他們請我在首演時致詞,演出場地是Bovard Auditorium。我其他的著作出版從未受到這樣的待遇。

1992年《靈與肉》再版,直到現在還在賣,銷量也比我其他著作好很多,我用版稅買了一棟我鍾愛的房子,好好活著,的確是最佳報復手段。

因為這本書的成功,我在1987年獲得Fulbright教授研究贊助,赴印尼一年三個月,我必須承認那稱得上我此生最快樂的日子。好個福報,這正是宇宙神秘法則的安排,簡直完美極了。根據印尼之行的研究成果,我出版了兩本關於性別概念與取向的書,宣揚當地原住民接受多重性別觀念的傳統,與美洲原住民的雙靈人相似。

命運使我在印尼不僅扮演學者的角色,印尼的同性戀運動先驅與我聯繫,我自願幫助他們,於是我以顧問的身分再度參與人權運動。印尼的第一分男同性戀雜誌,就是在我的電腦上打印的。我用自己的版稅收入,資助印尼男同志人權活動的成長...(待續)下一段

作者 Author
華特威廉斯 Walter L.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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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20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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