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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初,正在寫博士論文的另一半,回到南加大人類學系當教學助理,我也跟著一起去上課,開始旁聽這堂美國印地安人的通識課程。每週兩次聽華特教授講課,讓我在短時間之內得到大量的知識,以及比知識更重要的”感動”。

這段歐洲入侵美洲的滄桑歷史,總被美國超級強權光芒掩蓋,儘管是不太久遠的過去,在美國中小學教育中卻很少被正視。這也難怪,歐洲移民後裔們若想活的開心,就不可能常去提那段難堪的往事。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少了這層罪惡感,在坦蕩地面對歷史的同時,卻在愛斯基摩人身上看到日本臉,在中美洲馬雅人身上瞥見台灣原住民的輪廓。

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強烈感染力,讓我的心在課堂上揪成一團,眼角總是泛著淚光,還得憋著別讓自己的悠然長嘆影響了鄰座心情。回家後,我決定把上課做的筆記,用中文整理出來,融入一些自己在網路上找到的資料,於此發表。宣洩情緒也好,還原真相也罷。我只知道我得做些什麼事,要不然實在太難過了。這就是我所謂的感動,因為有所感應,而不得不動。

同樣地,聽完華特教授演說後,又是因為感動,我得到他的允許,將原文翻成中文與全球華人讀者分享。

英文版English,歡迎大家註明出處踴躍轉載。

 

 

 

Walter Williams

華特威廉斯教授獲頒 《甘地、金恩、池田和平獎》 感言 一

2006年三月24日星期五,由Morehouse大學和甘地學院Gandhi Institute of Reconciliation贊助,在南加州大學舉行的展覽,以延續甘地、馬丁路瑟金恩博士與池田大作傳達和平的理念。展覽的最後一天,面對一百五十位嘉賓,勞倫斯卡特博士 - Morehouse大學的教授與系主任,以深具啟發性的演說,宣達了甘地、金恩博士與池田大作的人權及和平理念。

卡特博士演說完畢後,將甘地、金恩、池田和平獎頒發給南加州大學教授 - 華特威廉斯,表揚其對人權的卓越貢獻與傑出領導,尤其身為美國校園中同性戀、雙性戀與變性人學術研究的先驅,讓國內每位同胞享有平等的權力,強調以非暴力的方式宣揚和平與人權,與個人行為發揮的正面改變,以行動體現以此獎項為名者的高貴美德。

 

以下為演說稿全文中譯:

今晚,我謙遜地感謝能獲得這個獎項肯定。因為甘地、金恩博士和池田大作對我的人生的影響十分重大,獲得這個獎,或許讓你覺得疑惑,為什麼我這個出生種族隔離地帶的南方人,會加入人權與民權的抗爭陣列?畢竟,我的祖先們是奴隸們的主人、南軍同盟兵,也是充滿偏見的3K黨支持者。

1960年代猶太人的教堂轟炸事件,就是我在亞特蘭大的成長背景。或許你會問,為何十四歲的我大聲抗議,頭也不回地步出主日學的教室?因為主日學的老師充滿權威的說,所有的猶太人都會下地獄,除非他們改信基督教。

或許你會問,為何十七歲的我,在全是白人的高中校刊上發表社論,譴責我同學,因為他們朝企圖打破種族隔離,希望成為本校的第一位黑人學生丟石頭。那篇社論讓我到校長室報到,雖然此事發生在1965年,但我到現在仍可清楚地看見勃然大怒的校長,厲聲言詞地吼我,斥我製造麻煩,寫這種具有共產傾向的社論。

校長的臉因憤怒而漲紅,他指責我是自族的背判者,說我自毀前程,這輩子將與成功無緣。那一刻,我的腦子靈光乍現,成為我生命中的重要轉折。我認清了一點,即使這位罵我的校長擁有博士學位,即使他的高高在上的權威地位,無法使他成為對的。

因為我知道,而且十分確定,他錯了,我才是對的。自從那一刻起,我決定積極參與各種人權運動,踏上充滿曲折的抗爭之路,並將我帶引至此時此地,站在這裡。

大多數認識我的人,將我定位為教授與作家。過去三十年來,我任教於五所大學,我很驕傲地成為族群歷史與族群關係課程的先驅,專注於美國印地安人歷史與文化、克服偏見課程、性別及性徵社會議題、同性戀研究與近年的變性者研究。

我很榮幸地能夠影響眾多學生,更為他們的表現備感驕傲。大多人透過我發表的九本書與上百篇文章認識我,這些讀者在我心中,就像上過我課的學生一樣,事實上,不少人是因為先讀過我的著作,才進入學校與我共事。

教書與寫作是大家認識的我,或許你了解我過去的經歷,現在我要把焦點放在我所有經歷背後的動機。我的重點不在列出一串豐功偉業,而是提供一則經驗,揭示生命的實際運作情況,可能面臨哪些挑戰,如何完成想做的事,好讓年輕人們能將這些經驗融入自己的生命中。我希望你們每一位,都能成為過著充實人生的閃亮範本,有朝一日,你能告訴我,今天我的這個小小的演說,是如何地影響你,啟發你,走上自己的路,完成有意義的目標。告訴我你如何地超越我,做到我能力所不及之事,那會令我非常開心。

大多數人不知道我進入學術界是為了爭取人權,並非是進了學術界後,才開始爭取人權。所有我做過的研究,教過課程,選擇寫作的題材,都建立在這個人權運動的基礎上。

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像我這樣人權細胞在校長室被喚醒的經驗,讓我認清權威不一定永遠是對的,聽來或許有點俗氣,甚至無關緊要。因為現在,所謂的挑戰權威,早就成了老生常談。但當我年輕時,大家滿腦子只有遵守法律,只知道法律的正當性是絕對無庸置疑的。對南方的白人而言,如果法律建立了種族隔離,那麼那條法律當然是對的,且務必得遵守,因為那是法律。

當我十二歲時,在學校圖書館讀了甘地的自傳﹝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關鍵時期,稍後我會解釋另一個和甘地作用相反,卻對青年時代的我影響至深的例子﹞,我訝異的發現甘地抗拒英國王室法律,因為我過去一向被灌輸,只有壞人才會違抗法律。甘地雖然違法,但他並不是壞人。甘地違抗法律,是因為那些法律本身是壞的。

為何甘地的人生故事對我影響這麼大?使我不但質疑種族隔離法的正當性,甚至因此加入推翻種族隔離運動的行列?

回顧自己的年輕時代,很明顯地發現我總是同情弱勢族群,並因而加入人權運動,其背後最主要的理由,大概是我和社會權力架構十分疏遠,因為自從我十二歲起,就覺得自己是個罪犯,我不但違背了人定的法律,還背負道德上的罪惡。

我犯了什麼罪?又為何背德?因為我愛上了跟我同樣性別的人。從十二歲起,我第一次和鄰居男孩發生性關係時,我就知道我們的行為是法理不容的,是被禁止的,也會被我的教堂譴責。一年後我十三歲,開始和一位成年男子發生性關係,他告訴我,根據喬治亞州法律,我們做的事,可使我們被判刑入獄,服刑二十年。

儘管當時在法律的定義下,我是個罪犯,但我卻由衷地體會到,在這些充滿愛意的關係中,我得到的深刻情緒與享受,絕對喜悅和滿足,既不邪惡,而且一點也不壞。我的成年愛人是使我長大懂事的關鍵人物,現在我才了解,當年身為我良師益友與榜樣的他,冒了多大的風險。即使今天,這段關係仍足以將我和他定為罪犯。每當聽見無知者譴責忘年或超齡之戀時,我總感到傷心,除了經常被拿來和強暴相比,更有人荒謬地宣稱,達到某個特定法定年紀前的人,沒有同意談感情的判斷能力。

不知為何我產生一股勇氣,開始認出這些不合法的感覺與關係中的道德良善面,並逐漸了解,法律限制我愛人與表達愛意的自由,這不代表我是錯的,而是法律本身有問題。

認清我的罪犯身份,使我開始質疑其他社會規範與結構,所以我從本質上就受民權運動吸引。因為當時只有黑人起身對抗不公平的法律,我也不敢自己站出來,自己帶領解放運動,就加入其他爭取民權的人。我很幸運地能遇見Julian Bond和Jesse Jackson,他們的話至今仍振奮我心。一開始我擔任Maynard Jackson競選市長的志工,做像操作油印機這類簡單的事,或為真正忙著重要事的人們買餐點咖啡。雖然Maynard Jackson第一次競選沒有成功,讓我很難過,後來他不屈不撓地再度參選,並成為亞特蘭大的第一位黑人市長,真令我感到無比驕傲。我永遠記得所有曾經共事過的黑人朋友們,親切的他們,讓我這稚嫩的白人青年,享有超過我應得的尊敬。

其中對我啟發最深的就是馬丁路瑟金恩博士,當我剛進喬治亞大學就讀一年級時,就去聽他演講,他的教堂離我的學校只有一英哩遠。二年級時,我擔任學校辯論社隊長,靈機一動決定邀請金恩博士來學校演講,當然校方極力反對,最後我只好到學校辦公室抗議靜坐。他們說,我的校內紀錄優秀,學業表現傑出,如果參與民權運動,可能會毀了自己的未來。這些勸說為時已晚,因為我早就聽過這些話了。再度對抗權威的我,透過自身已確認的觀點看待這些違法事件時,我知道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最後出我意料之外,校方讓步了。金恩博士演講時我很驕傲地坐在前排,他是我見過口才最好的人,這是喬治亞州大學第一次允許黑人上台演講。

一年後金恩博士死了,葬禮隊伍遊經他曾演講的喬治亞州大學時,我站在人行道上,手持一面倒掛的美國國旗。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跟在載著金恩博士棺材的拖車後方,金恩遺孀 Coretta Scott King臉上那憂傷絕望的表情。

但金恩博士的理念並沒有隨著他死去,他說服了我,及許多其他人,站出來反對越戰。我開始參與反戰示威活動,及各項民權抗爭運動,許多我曾參加的活動,至今都記不清楚了。我真希望當年寫下自己曾做過的事,如果當時有人告訴我,應該把自己做過的事紀錄下來,因為有一天我會因此獲獎,我一定會當場大笑。當時我比較擔心自己的所作所為被官方發現。我記得有一次和一小群人去舉牌抗議,在喬治亞州議會旁遊行,我甚至已經不記得我們在抗議什麼事。我很興奮地發現有幾個攝影師在照相,以為我的照片將被登在報上,但有人告訴我那些攝影師是調查局派來蒐證以建立黑名單。

被列黑名單又怎樣,直到今天如果有人說我是喬治亞州人,我會糾正說我是亞特蘭大人,亞特蘭大和喬治亞州其他地方差很多。我記不太清楚確切日子,應該是1969年的某一天,我記得因為喬治亞州州長萊斯特馬鄧Lester Maddox,邀請種族隔離主義者領袖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勒斯George Wallace,在喬治亞州議會外草坪上演說,令我非常氣憤,當時沒想到自己可能涉入的險境,我做了一個大看板,上面寫:『喬治華勒斯是納粹』,並固定在一根長竿上。我到達現場後,立刻被華勒斯的擁護者包圍,他們口出惡言唾罵我,情況愈來愈緊張,直到一個華勒斯的狗腿上前搶走我的看板,用竿子猛敲我的頭,竿子斷成兩截,我也往後退了幾步。其他附近的抗議份子見狀,開始紛紛反擊,打成一團。週遭到處是扭打的軀體,每個人都掐住對方要害,而我卻靜靜地站在其中,觀看週遭混亂席捲一切,覺得這實在真有趣。

混戰才開打,喬治亞州警察便出動,非常有技巧地分開示威者與擁護者。一位警察抓住了我,但並沒有傷害我。警察的目的似乎是將打鬥的人分開,因為我真的以為他們會站在華勒斯擁護者那邊,所以對他們的中立態度與化解肢體衝突的能力印象深刻。人們安靜了下來,華勒斯繼續他那討厭的演說,我們貶他以噓聲,他的擁護者褒他以掌聲,但不再有人動武。

我回到家後興奮地看著整件事在電視上的晚間新聞播出,我父母為我自置險境之舉又驚又怒,他們一向支持我為民權挺身而出,但決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兒子受傷。我父親厲聲訓斥了我一頓,說如果我的頭被某個蠢蛋給打破,可能會造成腦部永久性傷害。他說我這麼聰明,不該讓自己的頭部受這麼大的風險,如果我能用其他方法影響別人,對爭取民權的貢獻會更大。我知道他是對的,自從那一刻起,我決定好好接受教育,那才是推動社會與政治改革最好的方式。

John Hope Franklin教授對我非常重要,他是我的啟蒙教授Bell Wiley的好朋友,曾經在我修Wiley的課時來演講,他講完後,我帶了一本他的經典大作《從奴役到自由》 ﹝From Slavery to Freedom﹞請他簽名。我告訴他我想進研究所,問他以我群眾運動的背景,應該念什麼最有價值。就是他告訴我,在學術界擁有一席之地,能讓我在維護人權上達成最多貢獻。他對我說,如果由身為白人的我,來揭發白人優越感造成的邪惡與不公,比較容易取信於人。我認同他的說法,也朝此方向邁進。

1970年我拿到全國僅有十二個名額的Woodrow Wilson獎學金,進入北卡羅萊納州的Chapel Hill大學研究所就讀,我決定專心致力於所學的歷史與種族關係,除了關注美國黑人,也開始建立對美洲印地安人的長期興趣。在1972年我繞道回本行,加入George McGovern的反戰活動,並獲選為北卡州民主黨代表大會的成員,第二次投身政治活動。

1973年當我住在Cherokee東部印地安保留區做研究時,開始留意到美國印地安人權運動,稍後也為婦女解放運動效力,但我大部份還是在忙自己的研究和出版。

1974年我還在寫論文,就去應徵辛辛那提州一個教授終身職,那個職缺是要教美國南北戰爭,去函爭取的353人中,大部份已取得博士學位。我論文寫的是美國黑人歷史,和南北戰爭沒什麼關係,所以我覺得自己被列入考慮的機會不大。稍後有人告訴我,除了我之外,其他應徵者個個附上交戰兩方之一的詳細軍力分析。我建議的教學法是把南北戰爭時代,當成美國族群關係歷史的個案來研究,在我心中,南北戰爭時期與戰事結束後,是族群關係可能有重大改變的關鍵時刻。我同時表示也想在系上開一堂美國印地安人歷史課程,結果我得到了第一份教職。...(待續) 下一段

作者 Author
華特威廉斯 Walter L. Williams

Young Walter

十二歲時的華特 

英文版

2006/06